在东莞政府为迎战全球性经济危机而推出的1400亿元投资计划中，生态环境建设工程达到350亿元，涵盖了运河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37项污水处理工程、4项垃圾处理工程等环境治理项目。

　　经过30年“拼环境、拼能耗”的粗放式发展，东莞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已是无需再做更多铺陈，每年高企不下的灰霾天数，就是最为直观的证明之一。回顾30年经济发展史，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如果经济社会成长是建立在以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成长势必难以持续、最终也将反噬其身。正因为如此，当前这些功能强大、技术先进的环保设施的投资兴建，一方面是对于以往粗放式发展模式外在形态上的更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示。这样的投资，必将使东莞生态环境治理的物质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和提升。 

　　就财政投资层面的生态环境建设来说，冀望政府能有更深理解、更大力度的环保行动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环境治理的实际成效来看，仅仅着眼于政府一方就显然不够了。必须看见，政府力量虽然强大，拥有财政及各种强制性能力，但是，在面对繁杂多元的社会生活时，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依然有许多力有不逮甚至不可越线插足之处，这一点，在和公众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的生态环保治理领域，表现更是尤其明显。

　　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于社会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极大提高，社会组织结构和信息传导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组织形态越来越趋向于“扁平化”。无论是国家意志的宣讲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传统社会中那种自上而下“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单线型强制方式越来越不可行。因此，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就形成了基本的共同原则和经验，那就是：大力发展各种不同范畴、不同定位、不同诉求的环保公民组织和工作团体，利用民众“无所不在”的自然优势、自发自利的利益诉求本能、服务社群的公益热情来开展工作。并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具体设计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行政细则，以此来扭转传统治污格局中的力量不对等局面。

　　可以说，这种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具有各种特定目标的民间团体的发展，就是对于巨额生态环境投资最好的社会补充和支援。必须明白，缺乏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不可想象的。当前，在巨额环保投资启动之时，实有必要重申，这仅仅是环境治理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显然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