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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