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设计充分显示在生产、消费、流通各个领域的“源头”环节，是国家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实施的关键点。在绿色设计牵引下，能源革命，“互联网+”，智慧城市，生物医学，柔性制造，机器人，精细化工，全方位的数字生产、数字流通、数字分配，社会工程，决策过程乃至创意生活等，将会全面体现在产品、工艺、产业链、大型工程、区域乃至战略规划的各个层面，以此共同凸显出绿色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和“互联网 +”的绿色化特征。同时，绿色设计还将对全球“生态赤字”的消减、温室气体的减排、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等具有功利性、社会化和人文关怀的多重意义。

绿色设计的“内部响应”，集中体现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绿色发展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新阶段，必须包括对于自身的认识水平。总体上可以用下面的3段叙述，来概括绿色发展的内涵认知：

（1）只有当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

（2）只有当人类在当代的努力与对后代的贡献相平衡;

（3）只有当人类思考本区域的发展能同时考虑到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利益时，才能使得绿色发展科学具备坚实的基础。

由此，绿色设计的时代性贡献，可被提取出以下5条基本内涵：（1）“整体、内生、综合”的系统本质；（2）“发展、协调、持续”的哲学基础；（3）“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协调；（4）“和谐、有序、理性”的人文关怀；（5）“速度、数量、质量”的内在统一。

三、绿色设计是绿色发展的灵魂

绿色设计的历史使命重大，它必须担当起将绿色发展理念全方位落实到各个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特别是需要落实到201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批准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列的17个目标和其中包含的169个子项。

?四、绿色设计是绿色发展的第一推动

?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如果处于一种非理性、不清醒、无远见的状态，那么它对自然的危害，迟早又会返还到人类自身，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在此种意义上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绿色设计，将为我们揭示出两条基本规则：一方面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规律的总体制约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会对自然的演替与进化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意义上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绿色设计所具备的自然性。

人在整体进化中，以生产力的提升为标志，不断获得社会财富以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欲望。在“社会进步与文明演替”的意义上去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绿色设计所具备的人文性。

绿色设计必须体现出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双重要求。早在1994年牛文元专著《持续发展导论》一书中就指出：设定原始文明时代人均全部的能源消耗为1个单位，它全部都用在了对于人自身生命的维持和子代的延续。到了农业文明前期，人均能源消耗上升为6.0个单位，其中33%用于自身生命维持，33%用于家务劳动消耗，33%用于农业生产活动；进一步到农业文明鼎盛期，人均能源消耗达到了13个单位，其中23%用于食物，46%用于家务劳动，27%用于农业生产活动，0.4%用于交通消耗。工业文明时代前期，人均能源消耗相当于38.5个单位，其中0.9%用于食物，41.6%用于家用及商用活动，31.2%用于工业活动与农业活动，18.2%用于交通活动；直到工业文明高峰期，人均能源消耗量达到115个单位，其中0.4%用于食物，28.7%用于家用及商用活动，39.6%用于各类生产活动，27.4%用于交通活动。与此同时，在距今大约1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人口总数从不到50万增至目前的70多亿，加上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从原始文明到工业文明顶峰期人类从自然索取的总量，大约增加了10的15次到18次方倍。地球的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承载能力，正遭遇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文明的形态、文明的内涵、文明的进化、文明的提升这一类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历代的哲人与先贤，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求具有健康基础的自然观和人文观，并且共同汇集到人类文明的智慧长河之中。《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衡》中有“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齐民要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一些西方的著名学者，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各种精微的思想和观点。“人地关系论”的倡导者，德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李特尔，在《欧洲》一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整个土地呈现出生动的图景，在其上自然的与文化的产物、自然的与人文的面貌，所有这些均被巧妙地安排成一个整体，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最有意义的相互作用……土地影响着人类，而人类亦影响着土地。”（《大英百科全书》Carl Ritter条目）。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从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一个具有动态变化的、伴随着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人地关系”理论，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关于环境与发展、人类与发展、和平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提出与完善。

20世纪60年代之后，原先的“人地关系”学说已经扩展到识别“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本质和运行轨迹，人类文明的内核也相应地覆盖了既必须寻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也必须寻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充分和谐。此种具有先锋式的认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中汇集到布伦特莱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一书中，全面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这两大主线的内在统一性，至此，表征人类文明的实体映像——设计，其理论与实践也必然要演进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由上述可见，绿色设计的提出和实践，其理论内涵和基本精神始终以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调适人与人的关系作为认知的两大主线，从而探讨生产活动的自然承载、时空耦合、脱钩发展、生态平衡，以及消费活动的理性规则、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统一，同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高度和谐。由此不难概括出绿色设计是推进人类文明朝着“真善美”终极目标前行的新阶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以“两山“理念为引领，谋篇布局“十四五”，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必然成为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优先选择。绿色设计的杠杆之能、救赎之行、灵魂之力，须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智能化与产品的精细化、柔性化、个性化和可循环利用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对此，有三点建议：

一，在认识上，应当对绿色设计战略的意义和价值有一个“质”的提升，应将绿色设计的能力建设提到国家创新发展的高度，成为抓升级、抓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充分体现出“设计就是生产力”、“设计就是真财富”、“设计就是竞争力”。

二、在组织上，可借鉴韩国经验，组建 “国家绿色设计指导委员会（非实体机构）”，负责全面规划与统一标准，指导产品、企业、区域、城市的绿色设计，实施统筹、协调、奖惩、仲裁和监督，促进绿色设计的健康发展。

三、在法制上，可以借鉴日本政府以“国策”推行日本设计与品牌战略的做法，或者参照美国的《购买美国产品法》等具体政策，结合中国实际，加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绿色设计促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