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鳗鱼被很多人认为是“赌徒”玩的行业。

上周六，一批重约七吨的淡水鲩鱼和鳙鱼从顺德启运送往香港九龙，这是自11月27日广东停止淡水鱼输港以来，顺德首批输港的淡水鱼。这标志着由多宝鱼检出孔雀石绿而引发的淡水鱼安全风波告一段落。

　　对于市民来说，这是近年来众多食品安全事件中最新的一单，一如既往地议论一句：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吃？

　　我们选择对鳗鱼业进行考察，这个在广东已经发展了20多年的淡水养殖业，面对的是日本这个全世界在食品安全上最为苛刻的市场，年年都在与“药残”的斗争中前行，也准备接受新的挑战。也许，今天的广东鳗鱼业可以成为考察中国食品安全体系成长的一个样本，也可以成为国内食品产业规范发展的一个借鉴。

　　我们同时希望，这番考察能够展示一系列食品风波后隐含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食品风波背后是全球贸易体系中越来越精密的技术壁垒，这些壁垒在暴露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构建。

　　佛山顺德区伦教镇的一个小路边，挂着广东省鳗鱼协会的牌子，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协会，事实上掌控着全国鳗鱼业的半壁江山，年产量占全国5成，出口量占全国4成。

　　貌不惊人的周绍荣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和许多粤商一样，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这个早年广东第一批进入鳗鱼养殖行业的农民，是顺德当地屈指可数的养殖大户之一。从1988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是广东鳗鱼养殖业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孔雀石绿，也没有什么违禁药之说。”周绍荣说。

养鳗鱼是“赌徒”玩的行业

　　每当年景好的时候，收购商们都蹲在塘头抢货，纷纷加价拿货，价格起伏很大，但还是能卖较好的价钱。这些鳗鱼一般都经过台商的加工厂，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日本人的餐桌。

　　在很多人看来，养鳗鱼是“赌徒”玩的行业，以一条鳗苗3至5元的价格，以一亩土塘养殖三千条鳗鱼算，鳗苗的成本就得一万多元，再加上土地租赁、人员和饲料等投入，成本之高非一般企业所能望其项背，因此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意味着“血本无归，家破人亡”。据了解，最高峰期一条鳗苗曾经卖到15元。但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利润，那些年，许多顺德人挖到了第一桶金。一位养鳗鱼的老板透露，如今顺德当地的养殖大户规模惊人，“最大的几家均过万亩”，好年景甚至年进上亿元，而不顺的年头倾家荡产的也不乏其人。

孔雀石绿原是防治鱼病药物

　　广东的养鳗者第一次听说孔雀石绿的时候，并不是今天谈之色变的违禁药。“最早是日本人教会我们使用孔雀石绿的，他们推荐给我们使用。”一位养鳗人告诉记者。2001年以前，它是水产养殖者经常使用的药物。一公斤不到30元的孔雀石绿，因为价格便宜、治水霉病效果好一度风行水产养殖界。

　　而在农业部2002年颁布了包括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等在内的禁用渔药清单之前，专业水产院校的教科书也将孔雀石绿等作为水产养殖用药加以介绍：“越冬期罗非鱼的常见病有斜管虫病、小瓜虫病、车轮虫病及水霉病。水霉病按每立方米水体用66克的孔雀石绿溶液浸洗病鱼5～10分钟，然后再按每立方米水体用食盐和小苏打各4克的混合液全池泼洒。”这是当年教科书上的一段文字。

　　而随后，广东的鳗鱼养殖户们经历了一连串的“药物残留”事件带来的考验和风险。最先发生的是总汞超标事件：2002年4月，日鳗联（代表日本养殖业者）在超市买了7份中国产烤鳗送民间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有两份总汞超标，但未做甲基汞检测（世界卫生组织认定食品中的汞只有甲基汞才对人体造成伤害），就在一媒体上登出“中国鳗鱼检出大量汞”的文章，造成日本民众的恐慌，导致中国产烤鳗销量和销价急剧下滑，但当年5月初日本进口鳗鱼协会对108个中国产烤鳗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烤鳗总汞超标只有26个，甲基汞全部合格，至此中国烤鳗危险论破灭。

鳗鱼养殖业曾经风波不断

　　2003年，“恩诺沙星”药物残留问题暴发，日本再度停止进口中国大陆鳗鱼。2005年，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出口欧盟、日本、韩国的鳗鱼产品先后被检出禁用药物“孔雀石绿”，国家质检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决定主动暂时退出上述市场，以自我保护的方式赢回市场。广东省所有鳗鱼制成品出口企业暂停向任何国家和地区出口；并主动召回鳗鱼制成品，这是广东省历史上首次实施农产品召回令。

　　一连串的“药残”事件，一波又一波地冲击鳗鱼养殖业，曾经是国内最大鳗鱼养殖基地的某省鳗鱼业连续三年亏本，广东省鳗业界累计的亏损数字也达到五十多亿。在鳗鱼养殖上日本人让我们赚了钱，也让我们尝到了挫折的苦楚，“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开始出现在政府的红头文件和民众的视野中。

如何应对绿色技术壁垒

　　其实，顺德的养鳗人更愿意把这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日本的绿色技术壁垒联系起来，而在全球贸易的体系下，这一壁垒同样被视为欧盟、美国和韩国挥舞的“大棒”。

　　“要生存就得面对，鳗鱼产品中‘药残’超标，对鳗鱼养殖者来说无异于自杀。没有质量的安全，就没有企业的生存”。这些生存下来的鳗鱼养殖户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安全食品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是养出来的。”广东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毕英佐教授说。

　　面对进口国实施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的影响，越来越多人士认识到养鳗鱼必须具备优良的水源、水质、环境、土壤等诸多自然条件，才能说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养殖鳗鱼。于是，鳗业界不少企业纷纷从粤中地区实行“战略性转移”，把养殖基地从粤中转移到台山等沿海地带。

　　自2002年成立，于今年7月换届的广东省鳗鱼业协会，凝聚了大浪淘沙后幸存的养殖大户们，在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渔业部门的指导下，与“药残” 展开了不懈斗争。之前曾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协会秘书长告诉记者：现在的工作量比在机关时大多了，以前一年才写几份报告，现在是几天一个豆腐块，十来天就得写个大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向养殖户们第一时间通报资讯，传达最新贸易动态，药品使用规范等的。

　　今年，协会就为化解“硫丹”残留事件的影响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日本从6月19日进口的中国活鳗中检出硫丹（含量为0.007ppm）的消息传出后，业界顿时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之中。广东鳗协立即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缉令”，全面追查硫丹的源头，迅速查出事件原因所在，是个别养殖户误用了一种“灭虫精”，其说明书上未标明而实际上含有很高的硫丹成分。

　　协会一方面紧急通报会员停止使用该劣质药物，另一方面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提高会员用药水平，有效截住“硫丹”源头。随之，又对某些外界媒体对我鳗鱼产品的恶意诽谤给予正面回应，及时让一场可能严重创伤我省鳗鱼行业的风波平息下来。

行业组织的自律与协作

　　除了与“药残”斗争，协会还成为行业自我管理领头人。2006年11月17日，广东鳗业协会和商会领导与代表38家日本进口企业的“日本鳗输入组合”在福州进行了一场行业性谈判。日本方面认为，2006年亚洲地区的鳗苗总投量估计可能偏高，比照往年的产量，认为将供过于求，以此压低收购价格至每吨4.5万元以下。广东省鳗业界代表一致强调指出，由于养殖者用药十分谨慎，今年的养殖成活率只有80％，养殖成本提高了约30％，达到每吨5万元左右，所以价格不能再跌，否则就不卖了。

　　广东鳗鱼协会会长周绍荣说：“行业组织及其成员们团结起来，统一认识，不能低于成本价卖。只有统一协调起来，我们才有讲价的能力。”他说，在1996年和1997年的时候，由于养殖规模发展过快，产品过剩，导致恶性竞争，使进口国一再压价，商品鳗一度从每吨10多万元跌至2万多元，业界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周绍荣很清楚，广东省鳗业界面对的是日本这个全世界在食品安全上最为苛刻的市场。今年5月，日本实施了世界上最苛刻的贸易技术性要求《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对进口食品的药物残留监控，一旦输日食品中残留物含量超过以上标准，将被禁止进口或流通，这堪称“世界上最苛刻的农残比”。

　　这意味着，关于“药残”的新一轮博弈已经开始，而中国食品安全体系也必将在这新一轮博弈中进一步走向成熟完善。

一旦出现食品风波 不能只盯养殖环节

　　针对近来先后出现了一系列食品风波，本报记者专访了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质量安全监督处处长王剑河。

　　记者：桂花鱼事件后，我省有无对淡水鱼进行紧急检测？我省淡水鱼在禁用药物，如孔雀石绿、硝基呋喃、氯霉素和兽药残留上的合格率情况如何？

　　王剑河：针对“多宝鱼事件”和“香港桂花鱼事件”我们采取了如下紧急抽检措施：在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抽检多宝鱼10个样品，检测项目为氯霉素、孔雀石绿、呋喃唑酮，1个样品检出呋喃唑酮，其他合格；在我省多宝鱼主要产地惠州抽检样品3个，全部合格；在顺德抽检淡水鱼样品15个，包括桂花鱼、鲈鱼、扁鱼等，均未检出孔雀石绿。

　　记者：我们看到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绿色标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壁垒？

　　王剑河：水产品进口国为保护国内业者利益，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壁垒措施，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严格。如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对进口食品的限制指标达120种之多。

　　记者：目前我省淡水鱼业受损情况如何？

　　王剑河：由于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不是第一次出现，人们心理承受力也在逐步加强，主管部门和业者也有了越来越成熟的应对方案。此次“孔雀石绿事件”虽对我省淡水鱼业有一定的影响，但受损情况不是很大。据初步掌握，“多宝鱼事件”和香港的“桂花鱼事件”后，香港“封杀”内地进口的20多种塘鱼，北京、上海等地“封杀”广东产的桂花鱼、扁鱼等。全省鲜活水产品交易量最多一天下降19%左右，其中淡水鱼交易量下降近四成，平均价格下降近3%。

　　记者：我们的检测标准和规定与国际标准是否接轨？中国淡水鱼在养殖、运输、销售等环节中，对于抗生素的含量有着怎样的标准和规定？

　　王剑河：可以说标准是差不多的，目前都是采用或参照国际标准。以孔雀石绿为例，大家的检出限度都是6微克/公斤。由于检测仪器灵敏度和检测方法的不同，检测结果可能有允许范围内的差异。目前，水产品中残留禁用药物可能源于养殖、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最近香港在3个鲜活水产品检出孔雀石绿，经查是运输环节添加禁用药物。但现在一旦检出禁用药物，经媒体炒作，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养殖环节，损失最严重的也是养殖企业。